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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帆布袋、书签、杯子,博物馆文创还能做什么?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联盟赋能文博创新

发布日期:2022-10-15 02:55 浏览次数: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当今中国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即便处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并不位于社会中心位置的领域,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感叹道。

当前,全球博物馆面临一个新的转型阶段,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5G通讯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对拓展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提供了无限可能。在刘曙光看来,作为博物馆数字化最基础、最紧要的工作,实体藏品变身数字产品,或许是漫长的,或许还会带来不小的财务压力,但这个过程不可逆、不可停止。数字藏品融入社会、服务大众,必将有效促进博物馆的文化传播,还可以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开辟一条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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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在数字赋能文化产业的蓝海中,“藏品数字化”只是其中之一。

为积极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今日(12月27日),由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主办,成都市委宣传部支持,由成都传媒集团与快手合作,由北京优时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数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峰会”暨“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联盟发起仪式”在成都举行。旨在探索文博数字化与传统文化IP的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与内容产品的创新融合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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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联盟”发起启动仪式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用技术手段弘扬中华之美

早于公众的普遍认知,中国博物馆的数字化探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

据刘曙光在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峰会上的介绍,1984年,上海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博物馆领域第一个部门编制的信息中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数字化工作已能与一些国际知名博物馆并驾齐驱。进入新世纪,国家文物局启动了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到2016年,基本实现了国有文物藏品数字身份证的系统建设。

“目前,一些‘头部’博物馆的藏品数据库,已经从二维发展到三维,从文字影像到元数据综合系统。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博物馆的藏品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刘曙光表示。

从博物馆的历史来看,博物馆是科学精神的产物,跟随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进步,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博物馆的天性与本能,也是博物馆的生存之道。

面对数字技术对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在元宇宙、NFT等白热化的概念面前,刘曙光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人应秉承一种科学、开放的思维和姿态,敢于面对、积极应对。“无论是智慧博物馆的建设,还是开发云展览、云直播或新媒体服务,博物馆都应发挥特色、找准对象,让数字手段以更加适合的方式与博物馆的文化内容相结合,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发挥博物馆的文化力量。”

用技术手段弘扬中华文化之美、山河之美、人文之美,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联盟的成立正当其时。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联盟发起人汪速表示,数字行业已发展为多种不同的跨界行业新形态,行业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信息沟通不畅、知识产权维护难、应用场景不够成熟等,这都需要有一个跨行业的组织来协调产业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联盟成立后,能打通跨行业的沟通机制;推进全新的数字文化标杆项目。这一定是个不忘初心的过程,我们脚下的大地,每个城市都有璀璨的山河、传说、特产,都需要用数字的手段来代言、推广、发展。”

随后,在今天的峰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联盟”第一批九家理事单位名单,分别是:成都传媒集团、保利文化、洲明科技、南海数据、新维畅想、欧特克中国、四川博物院、九九互娱数字文化、青旅智库。联盟代表们齐聚台上,在装置艺术中,共同启动“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生态联盟”成立。

破解博物馆文创百元小礼品疯狂内卷

这是一个文化自信、国潮崛起以及博物馆文创大发展的时代。

北京与子匠科技有限公司CEO焦正道分享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我国文创的人均消费一直保持着十个点以上的增长,一个个博物馆IP迅速出圈、成为网红。

而在焦正道看来,如此漂亮的数据下,也隐藏着一些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仅仅在电商渠道,我们目前在售的应该是有1861款文创产品,销量占到前100的,故宫就有70%,我国有五千五百多家博物馆,故宫无疑已经成为了超级IP,那剩下的5000多家博物馆怎么办?故宫模式可以复制吗?另外,对于用户来讲,博物馆文创依旧没有摆脱小商品的印象,大家可以看到半数的文创产品,都是百元以内的小礼品,帆布袋、杯子、书签、便签……疯狂内卷。”

焦正道认为,博物馆藏品、历史文物与数字收藏、数字资产有着天然的契合。“比如,可以用区块链等数字化相关技术,把博物馆的藏品进行数字化重塑,形成一件件数字藏品。再通过盲盒的方式发售给用户。用户凑齐了对应的数字碎片,就可以合成属于他的完整的数字收藏品。”

不仅是文博的传播,数字化手段在文物保护上还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本次峰会的圆桌论坛环节,敦煌研究院院属企业甘肃恒真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磊表示,“最早的时候,大家认为文物保护只是文物本体的保护和修复。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敦煌研究院就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初衷是让文物信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因为莫高窟是不可移动的,如果不对洞窟内的文物进行完整的数据记录,可能若干年后有些信息就没有了。”

数字科技的出现延续了敦煌的生命,也将不可移动的莫高窟移动化的呈现在公众面前。通过数据资源,敦煌研究院在国内外进行了多次数字化展览。

具体到文物运输、馆藏搬迁、文物包装、海外回流等细分环节,数字技术也在潜移默化中为文物保驾护航。

北京圣轩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陶林分享的案例中提到,运输数字化能对车辆安全和文物安全进行重点监测。“在一次文物运输中,我们在文物运输车上安装了8个摄像头,在车厢内进行恒温恒湿监测;利用大数据对车辆进行实时管理,实现车辆和人员的就近管理,达到降本增效的效果。另外,贴在文物包装箱上的跟货系统,能对文物进行精密检测,如遇碰撞、跌落、翻倒、急刹车等情况会及时反馈。”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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