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陪伴就医”成为可量化的服务，陪诊师们也经历了这个行业的“野蛮生长”。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候诊大厅，从脚步匆匆的年轻人到坐着轮椅的耄耋老人，每一张面孔上似乎都写着迷茫。
王年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就是“抚平这些情绪”。这是她转行做陪诊师的第三个月。在这之前，她曾因一场疾病住院，却面临无人陪伴、格外孤独的境地，推己及人，出院后她决定做一名陪诊师，尽可能多地为他人弱化这道“情绪伤痕”。
这是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涌现出的新型职业：陪诊师们在医院帮人挂号、陪同就医、代取药品和报告……他们往往熟悉医院环境、致力于为病患节省就医时间、简化就医流程。
成年人分身乏术的需求催生了陪诊师新职业的诞生。最近王年发现，疫情的反复似乎带来了更多的陪诊需求。“老年人的单量增至一半以上，异地就医的家庭也增加了不少”，王年猜测是疫情期间停滞就医需求的反弹， 但并非每一个就医者都有陪伴。
当“陪伴就医”成为可量化的服务，陪诊师们也经历了这个行业的“野蛮生长”。“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职业，也是一个应该早点出现的职业”，王年说。
孤独
58岁的李育梅决定在网上找一位陪诊师。
站在上海一家知名医院门口，她微微眯起眼，用手指一笔一划在手机上费力写下自己的期待：“希望是个有耐心的女孩，了解医院电子系统优先。”
今年9月，久居江西县城的她终于决定前往上海诊治胃病，却没料到因电子化“困在系统”里：核酸采样、线上缴费、排队检查，每一步都在不同楼层、不同机器，来回奔波下几乎耗尽她的全部精力。最终，做完基础检查的她错过了当天的专家号，只能改日再来。
为了防止再白跑一趟，她决定采纳女儿的建议，接受一位陪诊师全程陪伴。
王年就是这样一位“陪伴就医”的陪诊师。在陪诊服务中，她的工作是协助患者完成如挂号、排队、取药、检查等工作，尽可能减少患者就医的困扰。
开始陪诊前，王年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习惯。尽管昨天的结果还未过期，她还是打算先去做一次核酸，“医院的核酸结果是最快出来的，大概需要4个小时，但许多医院进入的条件是24小时，我怕忙起来忘记做”，王年解释道。
这之后，她习惯再“踩点”一次。前期检查时，每一个科室都需要排队取号，这对时间紧迫、住宿成本高的家庭并不友好。
在脑海中构建医院的地图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个体力活。“六院的科室没有那么集中，三楼放射、四楼验血、五楼心电……”王年的脑海里再次将医院地图过了一遍。运动鞋在此时派上用场，为了不浪费时间，她没有选择坐电梯，几乎是一路小跑，将每个科室都跑了一遍。
同一时间，来自河南郑州的陪诊师黄潇也奔走在医院里。与王年不同，黄潇“入行”是为了弥补遗憾。“之前外公生病时，我因为工作无法脱身，父母不熟悉医院流程，每次就医都很吃力。后来外公去世了，我很后悔没有多陪陪他。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个人能来帮帮我就好了”，提起去世的外公，黄潇的声音开始哽咽。
或许因为感同身受，今年3月，黄潇也终于下定决心辞去教培工作，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员。“有些人很不理解，觉得陪诊就是浪费时间，但我的工作就是努力让看病简单一点”，怀着这样的初衷，黄潇也开始了自己郑州、北京两头跑的陪诊生活。“这是个孤独催生的职业”，黄潇说，“从某种角度讲，我们也只是偌大医疗系统里的小时工。”
事实上，陪诊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职业，许多医院至今保留着分诊、陪诊岗位。但由于人力紧张，陪诊员的工作开展变得困难，因此在目前的医疗体系中，并没有保留这一岗位。
但需求并没有消失，类似李育梅的患者并不在少数。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这一需求正变得更加急切。
需求
陪伴73岁的母亲完成支气管炎的检查时，陈忆发现，疫情下的医院远比自己想象中复杂：老人行动迟缓、离不开人；很多检查项目需要排队等候；就算一部分能在线上搞定，不熟悉的情况下，一趟下来对体力精力都是挑战。
很多就医成本甚至是隐形的，“提前一天要安排好核酸和请假的时间，扣工资事小，如果当天再遇上公司有急事、孩子不舒服，我根本无法兼顾那么多事情。”陈忆说。
另一个来自徐汇的女孩吴优也有相似的困扰：她终于请到去医院的事假，但挂完号后发现，华山医院最基础的检查已排到一周后，当天不能检查。这意味着下周她还需要再来一趟。那天吴优很后悔，“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提早预约，我就不会请假了”。在上网了解陪诊行业后，她决定多付些钱，预约一位陪诊师全程陪同。
陪诊一单大约在200-600元不等，但不少人愿意为其买单。孙延豪是一家陪诊公司的负责人，在一年多的实践中，孙延豪发现接近一半的订单都来自老年人，而剩余的六成以异地就医的年轻人、行动不便的孕妇宝妈为主。
此外，由于疫情影响，孙延豪发现线上问诊也成为新业务。“需求是一个体系，有挂号的需求，也会有拿药的需求”，孙延豪说，“比如人在异地，不方便过来，这就会有线上问诊的需求；对医生不清楚，我们也会帮忙指引一个大致的方向，这些都是相互勾连的。”
一篇名为《常州市老年人陪诊服务子女意愿及需求分析》的文章中，学者周欢欢对1600名就医子女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当前子女使用陪诊服务的意愿高、需求迫切，而“请假陪同就诊存在困难”、“就医体验”是主要影响因素。
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指出，截至2020年11月1日，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老人不断增加，从长远角度看大家都会面临身体不舒服、无人陪伴的困境。”孙延豪发现，对电子化的焦虑正成为老年人就医的“绊脚石”。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基本都实现了电子化，但老年人在电子化中本身就面临认知困境。“他们中很多人并不知道可以在网络上挂号，而是遵循传统的、最原始的排队方式，这其实无意中增加了成本”，孙延豪说。
与此同时，资源分配不均也是陪诊行业盛行的原因。“业内有一句话，四成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三成集中在上海、两成集中在广东，剩下的集中在各大省会城市”，孙延豪介绍，“我拿上海九院为例，九院分好几个院，虽然看似像在同一条路上，但一个朝北、一个朝南，很容易走错。而在复旦肿瘤医院，挂号后还需要签到才能看诊，每个诊区的签到机都是专属的，不熟悉的人可能做一个检查，就会耗费掉半天的时间。”在此时，陪诊师就像是医院里的“导游”。
而有的时候，陪诊师扮演着“儿女”的角色。孙延豪曾接过一个伤残老人的订单，“他所居住的小区是没有电梯的，儿女忙，老人又不能自己下楼”，孙延豪只能来来回回三四趟，分别将轮椅和老人抱下来。
情感
黄潇在陪诊时看过许多病患向她投来的求助目光，而曾经的她也是其中一员。
外公去世后，她开始全职做陪诊，也许是因为女性的身份，在情感上更容易和他人共情。陪诊时，黄潇很注重细节。普通女孩背包中往往装的是口红、防晒霜，黄潇的帆布袋里只有各式各样的药膏，还有巧克力和纱布。“有些基础性的药膏放在随手取用的地方比较方便，巧克力是为空腹做检查的患者准备的，怕低血糖”，黄潇解释道。“推己及人”“人性化”是黄潇提及陪诊的关键词。
黄潇发现，疫情下，陪诊似乎有了新的可能性。7月初，一位无助的母亲通过社交媒体找到黄潇，提出了在当时黄潇看来十分“震惊”的要求——希望能够将一个半个月大的婴儿，从河南省儿童医院的ICU病房接出，并送往河南省驻马店市。“其实一开始我并不想去，因为他妈妈也只是提前一天联系我，时间很紧迫”，黄潇说，她更担心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今年也只有24岁，根本没有照顾过小孩子，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但随着聊天的深入，黄潇逐渐为背后的故事动摇。这是一个带有先天疾病的孩子，自出生后就住进ICU重症病房，至今没有和亲人见过面。而由于驻马店市疫情影响，焦急的父母也无法离开家乡。求助无门的他们，只得将希望寄托于陪诊师上。
“当时有一句话感动到我了，她说，我的孩子自出生以来，一眼妈妈都没有见过，当时我就觉得很难过”，于是黄潇答应了下来。当天下午，从未有过照顾婴儿经验的她前往母婴店，为孩子买了奶瓶、奶粉、衣物等必需品，第二天早上带着这些物品准时出现在ICU病房门口。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保障，他的父母签署了一份委托书给我，我也附上了身份证件。”一切手续齐全后，在病房门口，黄潇的怀抱里猝不及防被护士塞了一个小小生命。“刚刚抱在怀里的时候我都惊了，甚至有一点害怕。原来刚出生的孩子这么小，只有我的手臂那么长，但我没有那么多思考的时间，整个人僵僵地站着。”
但她依旧害怕可能存在的风险——由于身体不适，孩子一直在大喘气，黄潇只敢站在摄像头下，不敢踏出一步。
最终，她坐着救护车，和随车医护人员一起护送孩子回到驻马店市，在县城边界交接了孩子。“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发在社交媒体上，孩子的亲戚朋友都跑来感谢我，其实我还蛮感动的。他们也很多次邀请我去驻马店市玩，感觉仿佛交了个朋友。”
黄潇深切感受到情感在陪诊中的作用。“其实我更乐意去帮那些不会使用电子设备的老人”，黄潇说，有一次在线下陪诊时，看到有阿姨因不会挂号被护士凶，她感到有些心酸。“一想到自家老人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我就没办法袖手旁观”。在做陪诊的半年里，她帮患者找过房子、曾帮残疾儿童义务陪诊，每天穿梭在各大医院，黄潇见过很多病人奋斗几十年，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看病上。
“有时候我并不想大家来找我，因为这意味着又要看病”，黄潇说，“但只要有需要，我一直在这里。”
规范
黄潇入行半年后，发现陪诊行业远比自己想象中复杂：有人干了几个星期就开始培训教学，也有打着有陪诊证书名号的职业教育机构不断坑人赚智商税。
而更多的陪诊师感觉到，这个行业与其说是低门槛，不如说没有门槛：这里有前医务从业者、也有兼职的心理咨询师、在职家政保姆等，行业规范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依旧存在入职门槛低、收费标准杂乱、责任范围界定不明确等现象。
相较黄潇这类单打独斗的陪诊师而言，王岩更像是一个调度中心。他最大的依仗是手机通讯录里的4261个人，那是他“大浪淘沙”二十余年后留下的人脉资源。
他的陪诊业务并不依赖合同类的法律保障，完全建立在信任关系上。这次向王岩求助的是一位外地等待手术的患者，“全切还是半切？上呼吸机了吗？患者如果不能自主呼吸医院接收会有困难。”在来回打了四五通电话后，他反复向求助者强调风险自担，“这是ICU的病患，交通过程中一个路边小坑带来的颠簸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我们只负责进入医院后的相关事务，如果在异地救护车运输的过程中出现任何差错，我们都不能负责。”
价格方面，王岩也没有明确的报价，“比如我之前接待过一个客户，就是从福建送老人过来，我们负责把他妈妈从火车站接下来，就连她手术我都找了家里人陪护了半个月。这种服务是没办法明码标价的，从人情上也根本不能被量化。”他的报酬来自于对面患者家属的善意。
偶尔他也会在医院门口提供义务服务。看着眼前一位拿着满满检查单、另一只手拽着孩子的父亲，他一看就看出了问题。“孩子没满13周岁这边医院不收，可以去儿童医院那边看看。”王岩说，“只要进了医院就都是花钱的地方，搭把手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难。我们也是个灰色地带嘛，说得好听你是个经纪人，说得不好听你就是个黄牛。”
相较而言，孙延豪认为自己的陪诊机构更为“正规”。他将单日价格设定在300元到600元之间。由于自身的医疗背景，他更关注患者的体验，“我们的陪诊师都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这样解答相关问题时也更容易得到患者的信任”，孙延豪说。为了保证服务质量，他还会提前对陪诊师进行培训、考核、分发手册等，尽可能保障当天的服务质量。
但由于并没有明确的工作资格证和监管机制，孙延豪也发现，不信任是常态。“有人觉得我们是黄牛，也有人觉得我们是医托，但这和陪诊完全是两个概念。黄牛是囤号居奇，而陪诊师只是前往医院梳理流程，让路程又短又高效，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参差不齐的价格、好坏难辨的资质成为陪诊的发展瓶颈。尽管如此，在电商平台以“陪诊”为关键词，依旧可以搜到数百条信息，其中销量最高的已达3000次，其中一半来自疫情后的老年人。
2022年7月，国家人社部公示新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里，并没有出现“陪诊师”。没有职业认定，自然也没有培训、考核和评价体系。疫情下，陪诊行业似乎有了新的发展需求，但也面临着复杂且无序的状态。9月28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增设了密码工程技术人员、碳管理工程技术人员、金融科技师等29个新职业，但陪诊师依旧还未被纳入其中。
在孙延豪看来，当下的陪诊正如从前的外卖行业，正经历着“混沌”状态。“新兴事物一定会经历从野蛮生长到逐步规范化的过程。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会质疑我们是不是黄牛、是否存在医疗风险，这些误解也许会消磨陪诊发展的可能性，但我依旧相信，陪诊将成为未来的大势所趋。”
（除黄潇、孙延豪外，其余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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