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米花

本文转自：台州日报

爆米花

项 伟 （流浪在杜桥街头的人间客）

接孩子放学的路上，买了半斤“米花”。这种用大米炸出来的“爆米花”现在看来普普通通，丝毫不引人注意，却是我们八零后儿时最难得的“美食”之一，自家还做不了，需要由走村串巷的小贩们，用专门的机器打制而成，且只有年前，冬日农闲时的这一两个月才有的。

打“爆米花”的师傅往往皮肤黝黑，拉着一架二轮的手拉车，车上放着“爆米花机”和一些工具、杂物等。到了村里，他们会挑上一块人多热闹的、平整的空地，然后将机器、炉子、麻袋等物卸下来，往炉子里添些柴爿或木炭，生火烧旺，再摆好小板凳和麻袋，临时的“爆米花”加工场地就算搭建成了。剩下的，只需扯开嗓子，拖着长长的尾音喊道：“打爆米花喔！打爆米花喔！喷喷香的爆米花！”吆喝声一阵紧似一阵，似紧急“集合号”，将人们从村头巷尾、墙角旮旯处召唤过来。事实上无须多喊，接下来“爆米花机”间或发出的爆破声，还有充斥在空气中的浓郁的香甜味，就如同一块自带魔力的磁铁，自会将那些个嘴馋的大人、小孩们里一圈外一圈，牢牢地吸附在摊子周围。

较常见的情景是，大人们一手端着装满米的瓷碗，一手拎着只空的布袋或纤维袋，后面紧跟着一两位欢呼雀跃的小毛孩。到了师傅跟前，议好并付了“爆米花”的加工费，人们便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将碗袋放到地上，等着被“叫号”。能被大人们带着来打“爆米花”的孩子固然是自豪、激动的，而那些未能如愿的小孩，则只能远远地站在圈子的最外围，卑微地吞咽口水。

接了几个“订单”后，打“爆米花”的师傅就预备开工了。他们先将形似炸弹的老式“爆米花机”的顶盖打开，倒入待加工的大米或玉米，再用黝黑的双手撮一点糖精（一种甜味剂）放进去，扣上顶盖，用工具拧紧了，然后小心地架到火炉上，慢慢地摇动起来——这“爆米花机”的两端都有长的铁柄，而炉子的前后各有一个带凹槽的铁架子，既能托住机体，又方便转动。在机器的尾端有一个带手柄的小“方向盘”，盘子中间有个压力表，方便查看机腔内的压力值。师傅一边摇着手柄，一边瞅着压力计。因为高温烘烤，机体内的压力值会不断攀升，当达到某个点时，就可以“放炮”了——这个环节，是让孩子们又怕又期待的，怕是因为“放炮”时会产生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年少的我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害怕那个圆鼓鼓的机体会像“地雷”一般炸裂开来；而期待则是直白地写在脸上的，毕竟“美味”当前，谁能不心动呢？

而实际上，“放炮”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师傅戴着手套将“爆米花”机拎起来，平放在地上，头部套上大而厚重的麻布袋，扳动开盖的手柄，“嘣”的一声，巨大的声浪过后，滚烫、喷香的“爆米花”就全部喷射到了麻袋里面，师傅再麻利地将大袋里的“爆米花”成品，倒入各人自带的小布袋或纤维袋中，一笔“交易”就算完成了。

刚炸好的“爆米花”，喷香、酥脆，入口即化，口感好得很。我们都是用双手捧起来，大口大口地嚼着吃，吃的同时，还不忘给那些没打上“爆米花”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些，而自个儿的衣兜和裤兜里，也是要装满的。可有一点，这东西吃多了容易口渴，渴了就想喝水，然后就是“涨肚子”，以致于不想吃正餐，因此少不了被母亲训斥。

腊月里，过年前，我们这边还有用“爆米花”做“米花糖”（也叫“炒米糖”）的习俗。大概就是在烧热的大铁锅里，将化好的白糖、麦芽糖浆和爆米花、芝麻、花生仁等翻炒、搅拌至黏稠状，再掴到桌上的四方格子里，填平压紧，待稍稍定型，撤去格子，切成长条形的小块，冷却后，“米花糖”就做好了。这种南方的名小吃“米花糖”将“爆米花”香甜、酥脆的口感和特点，又放大了很多倍，让味蕾实难拒绝，一吃就停不下来。

那些无忧的岁月，如同爆米花机的轰鸣声，早已消逝不见。如今的我，也是人到中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很多人事都已逐渐淡忘。但对于儿时吃过的，譬如爆米花、米花糖之类的零食的记忆，却如基因一般，深刻于我们的身体里，难以磨灭与忘记。在街上要是看到卖“爆米花”的，我还是会忍不住去买些来尝尝，不为别的，只为回味那一份似曾相似的儿时特有的甜蜜与快乐。